2020-2021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恭则人不敢侮，让则人莫与争，由此为下所服，名誉著闻，圣德美名充满被溢于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

反过来说，道德权利与神圣资格同时成就了人格资质。中华家国心态中的个体要想成为人，成为天地之间最尊贵的人，需要具有特殊的道德资质。

在此系统中，人们共同拥有一个神圣崇拜对象，如圣王、圣人、公共德性，把其中的神圣关系设置为人格等级，却又不局限于不同现实地位中的等级分割，各自信奉符合本己等级的神圣对象。正因如此，中华神圣结构及人格伦理、等级团结，才与西方亚伯拉罕神圣结构很不相同。这就是说，使用等级模式建构的人格等级，在其信奉的神圣关系已被等级化之后，人们对其神圣对象的信仰与信奉，就分别称为公共德性与私人道德，而使用正祀的信仰仪式与淫祀的信仰仪式来实践、表达，甚至是区隔公共德性与民间私人道德，以跨越其间的人格伦理，成为中华神圣信仰的最深层、最奥妙之处。涂尔干曾经把社会有机团结的结构性和抽象性、非人格力，论述为一种实体化了的集体力，也就是道德力，有机团结不同于机械团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这种团结方式的结构性和抽象性，在于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模糊，社会分工变成了团结的主导因素，其中包含了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个体并非以原子个人身份，而是以受道德规范制约的社会人身份参与其间。而对于百姓以为神的庶民大众来说，六道自己走，做人做鬼殊。

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的学术话语中的一个误区。一个特殊的人格力如果要想成为人格伦理化身，就必须成为家国心态的神圣中介。在这样的社会里，儒家可能连游魂都算不上。

大意是说，使用机械的人存有投机取巧的心思。而如果智能技术被用以改变种族的素质，那么，也会出现不同国家的族群之间在能力上的不平等，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导致国际间冲突的加剧。我们并不能说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是一种由道德人假说向理性人假说的转进，而只能说，人类越发认识到个体自然存在的价值，人类的未来需要将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责任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式的互相否定。在这样的互动中，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可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描绘出属于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

从中可以看出儒家价值观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但人并不能自然地意识到自己有这方面的禀赋，或者说即使自觉到有这样的能力也不能保持并增强之。

在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之后，中国的科技界和哲学家们最初并没有提出基于各自领域的判断。但在负面的意义上，这种选择权也可能被滥用，即一些人可以通过权力或金钱选择增强自己的智商或身体的部分能力，从而导致社会公平和伦理的危机。如果出现人机混合的存在状态，具备一定自我反思能力的机器人能否被随意终结其活动状态，被随意拆解甚至消灭?这也要取决于人们如何来定位这样的生命形态的人类存在的社会地位。毫无疑问，个体自身并不能独立体现出价值，只有在社会性和人类历史的维度，个人的存在才能表现出永恒性。

郭象认为，人类在生活中不可能缺少对于自然和别的动物的利用，而这些动物和自然事物之所以可以被人利用，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合乎人的目的性，所以他对于《庄子》书中将人的特征绝对固定于原初的生命状态的思想进行了转变，将人对于自然的利用看作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将人和动物加以区分的最关键之处。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从儒家的义理出发，一定会反对通过权力或财富的继承的方式获得在智能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先地位，也即会反对一部分人凭借其社会地位来获得智能和生物上的优势地位。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在价值导向上，其总体的倾向还是国家主导型的。从这个时代开始，技术的进步已经不再是顺应自然，而是基于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试图改变自然或建立一个新的自然。

人工智能的社会也会导致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社会整合过程失去价值。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人类对自我的认知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丰富。这背后，都体现了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过程。

这一点在西方自我认识史中表现得特别清晰:由早期的从自己的身体来看待自然界到确立一神教信仰，将自己的决定权交由绝对的存在来支配，再到启蒙运动之后，将人自己作为自然的主宰。将对人类造成颠覆性挑战的是，一旦人工智能进入到情绪管理和自我意识的人工设定这样的阶段，如此人类一方面可以设计同类型的品种，并主动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人类类型。因为，这样的人类再生产方式将造成人类的血缘角色和社会角色的混乱。(《孟子?离娄下》)在孟子这样的古典儒家思想家看来，人的本质特性是通过自己努力而成为君子，这个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定义的过程。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人伦道德的讨论的确十分丰富，不过，古代哲学家们对于科技的发展始终不是十分热心。

需要提醒的是，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可能前景并不能寄托于现有的哲学家。另一方面，人类还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

一个基因婴儿该如何确定其伦理身份呢?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应该会反对借助科学手段来制造婴儿，甚至对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解决不孕不育也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第四，正常的人和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而获得别人所不具备的认知能力的人，在假定他们都存在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于何为人的认识就会出现差异，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在身份确定和权力义务的确立方面是否应该差别化处理也会成为以后社会组织的巨大挑战。

虽然孟荀之间对于人性的认知差别如此之大，但对于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则有许多共同点。但是，海德格尔他们所处的时代，还只是处于技术控制人类生活趋势的转折点，直到人工智能这个新的阶段的到来，人们开始需要反思技术对于人类可能到来的彻底控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是通过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获得其在生物世界的优势地位的。比如，20世纪的核能技术，固然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能源和动力。比如蒸汽机所带来的动力革命，使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从而为形成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基础。在荒怠和迷失中，这样的天赋被掩盖，而失去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成为小人;而总有一些人能够在社会的磨砺中，并不失掉他的良知，并通过各种方式存养浩然之气，这样的人变成大人。

儒家特别强调教化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应该而且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达到互相理解，建立起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在孟子看来，即使你生而为人，若没有道德意识，也不能担负道德责任，其实也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人。

每一次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都起因于人类技术能力的转变。至今，中国的伦理学界也没有对此事做出有价值的分析，并尝试制定相关的准则来规范以后的类似研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伦理学界基本没有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中，而科学家们也缺乏对于人类价值观的深刻理解。

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儒家思想对于生命价值的基本立场。由此，儒家的生命意识是生理性的人类个体和社会性的理想人格的矛盾综合体。

蒸汽机的发明则与早期的技术进步在性质上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按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所确立的原则，针对基因编辑在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的使用，如果胚胎在体外培养不超过14天，也不被移植入人或者其它动物的输卵管或子宫，这被视为研究行为;如果有人是以生殖为目的，利用基因编辑或者其它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中的遗传物质，就会被视为是一种违法行为。以在中国被广泛宣传的阿尔法狗与柯洁和李世石的围棋比赛为例，围棋的变化被认为是所有智力游戏中最为复杂的，但是阿尔法狗还是很轻易地掌握了，并战胜了人类当下最高水平的棋手柯洁和李世石。很显然，这样的突破也包括人类的伦理尺度。

从总体的倾向来说，《周易》认为技术的发展与礼乐社会的建立之间应是一个顺接的关系，并不主张借助技术来征服自然，而是试图建立起自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过，更为明确的是，荀子相信人性中存在着自私的倾向，需要圣人制定礼仪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使社会在一个各安其位的状态下和谐地生活。

荀子和孟子虽然在人性问题上的认识有所不同，不过，荀子也强调礼仪规范是人类与别的事物区分开来的关键。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在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就是希望通过人类对于自身的人生理想的肯定来克服生命意识中的动物性的一面。

在孟子所强调的人与动物差别的几希中，我们可以看到，孟子不是从本能的角度来区别人与动物，而是以人是否能认知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作为人之为人的标准。再次，借助基因技术等技术会让人的生命延长，这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形。